2018年一部《我不是药神》使印度的制药产业进入了国人的视线。事实上印度作为全球最大的仿制药中心长期以来都称为全世界穷人的药房。目前印度向200多个国家出口药品。印度药品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20%左右。印度药品目前已通过诸多国际认证——事实上印度是美国拥有最多FDA认证的国家，拥有可以向美国出口药品的制药厂有600多家。如今的印度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非专利药出口国。
2017年全球七大仿制药公司中印度就占了两席。尽管印度的仿制药产业是如此bikb发达，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印度的整体医疗水平其实是相当低下的。印度是一个号称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但这其实是一种档次相当低的医疗模式。在印度为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主要是公立医院，而私立医院其实在本质上就是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表面上印度的公立医院是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可实际上有很多病在公立医院都治不了。
印度的医疗系统在新冠疫情爆发后面对暴涨的新增病例可谓不堪重负——不仅没多余的床位可以安排，而且连医生、护士都不够用。一时间许多危重病人直接被拒之门外：2020年月初德里一名孕妇先后被6家医院拒绝，因此导致这名孕妇在拖了长达13个小时后在救护车中死亡。2020年6月份的时候人口2100万的孟买只有12台呼吸机和17张ICU床，2500万人口的德里只有26台呼吸机和62张ICU床。
目前印度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位居全球第二、累计死亡人数位居世界第三。可以说一场新冠疫情使印度所谓的免费医疗真相彻底暴露在了全世界面前。可就是医疗体系如此低效的印度却偏偏格外擅长生产仿制药。其实印度的制药业也经历过一段漫长复杂的由弱到强的历程：印度独立之初其国内医药市场被外国药厂控制了80%以上。如今全世界在羡慕印度的低价药时恐怕很难想象上世纪60年代的印度曾因高药价而闻名世界。
当时的印度还沿用着英国统治时期的产品专利法。那时印度本土企业没能力研发新药，只能代理销售国外药企的产品或少量生产销售一些专利过期的产品。当时印度老百姓看病的钱主要进了外国资本家的腰包，而印度本国的制药企业则基本无利可图。上世纪70年代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为实现让普通百姓看得起病和促进本国制药行业发展这两项基本目标主持了对《专利法》的修订。
从此印度对直接关系到人们基本生活的食品、药品只授予工艺专利，而不再授予产品专利。这实际上意味着印度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这在本质上其实就是由印度国家政府出面耍流氓：让自己的药厂直接盗版仿制国外药物。这种制度上的宽松使得印度本国的企业能获得大量仿制药生产许可，从而为印度仿制药提供了快速扩张的空间。药品专利保护在印度从此被废除，低价格成为了印度制药行业的主旋律。
印度是一个贫富差距极为严重的国家。在印度占总人口1%最富裕人群拥有全国财富的一半以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世界贫困人口的1/3左右都来自印度。目前超过8亿印度人每天生活费还不到2美元（折合人民币不到13元）。印度的人均收入在48个亚洲国家中排在倒数第13位。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正是印度的贫穷造就了印度的制药产业。印度对仿制药的政策正是为解决穷人看病难的问题应运而生的。
富人有富人的疾病，穷人有穷人的疾病。总不能指望穷人一辈子不生病吧？难道穷人病了就只能等死？长此以往必然激化社会矛盾。这时印度穷人手中掌握的一项资源发挥了作用——那就是他们手中的选票。印度的民主是一种异化的民主：印度的国家权力既没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也没掌握在基层选民手里，而是掌握在地方主义势力的手里。可这种制度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
至少印度的政客们如果不想被选民赶下台就不敢对来自底层的声音采取漠视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政府以国家公权力的形式支持本国药企的仿制行为。这实际上相当于否定了药品专利制度——说白了就是在政府支持下可以合法进行盗版药品的生产。这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眼中是一种以国家身份耍流氓的行为。当药品作为一种商品出售时仿制药和其它任何一种仿制产品一样在本质上是对原版权的一种侵犯。
可药品的使用者最关心的绝不是什么版权问题，而是产品的功效问题。买方和卖方其实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我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的老板不给你发工资，那么你还会不会去上班？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们同样设想如果一个药企老板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研发出一种新药，可这种新药刚一出厂就被别人拿去仿制了，那么今后药企还会不会愿意继续花钱费力研发药物？
如果大家都不去研发新药了，那么请问又如何进行仿制呢？印度政府对仿制药的政策其实是一把双刃剑：通过对国外先进药物的仿制解决了穷人看病难的问题，但这样做却削弱了制药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既然任何新药一旦问世就会立即被仿制，那么谁还愿意花费人力物力财力去创新呢？印度政府对仿制药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正是削弱印度医疗技术创新的原因之一。
仿制药事实上和其他任何仿制产品一样都是原版权的侵犯。如果没有产权专利保护制度，那么卖方就将失去研发新技术的动力。正常情况下人们都会对盗版、抄袭的行为深恶痛绝，可唯独在仿制药这个问题上却出现了争议。我刚刚说过印度的仿制药政策是一把双刃剑，但专利保护制度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专利保护制度是为了使卖方始终保持研发新技术的动力，可这也使得研发出来的新技术难以大批量复制。
对专利技术的过度保护如果从全社会的角度看是会影响社会效率提升的，所以世界各国对专利技术的保护往往都会赋予一定的时间期限。一旦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之后仿制行为也就成为合法行为了。具体到药品这一领域和其他商品所不同的是：人们对别的商品可以克制一下自己的消费需求，也就是说买不起可以暂时不买，等到过了专利保护期限以后再买便宜的量产货。
可药品却是一种刚需。如果要求穷人克制对药品的消费需求无异于变相杀人。事实上医药公司的逐利性和贫困病人对药品的需求之间本身是一种矛盾——我们不可能指望医药公司放弃逐利，因为他们的投入也是有风险的。如果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么他们就不会有研发新药的积极性。届时病人的利益同样无法得到保障。很显然要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不可能指望医药公司的良心发现。
印度面对这种矛盾采取的做法是在放宽专制制度的同时加强了对国外药企的行政管制。这就使得国际药企在印度根本赚不到钱，因此纷纷退出印度市场。1995年印度加入WTO后放开了对国外药物企业的管制。在此之后大量外国药企纷纷进入印度市场。印度在这种形势下搞了个强制性的条款——但凡是国际上贵的药物印度直接强制许可印度企业进行生产、仿制。
在欧美等国的强烈要求以及WTO的监督下印度曾于1999年和2002年两次调整过专利法。2005年印度政府第一次给予药品以专利保护，但只为1995年以后的创新化合物提供专利保护。这导致罗氏公司在1995年以前研发的抗癌药厄洛替尼等药物在印度仍被拒绝授予专利保护，所以印度制药企业依然可以毫无顾忌地仿制这些不被本国授予专利保护的药物。
授权印度药企仿制国外先进药品的英迪拉·甘地曾在世卫组织日内瓦会议上公开向全世界宣告：富裕社会认为花费巨额资金去研发新药和生产工艺以减缓病痛和延长寿命是理所当然的。在此过程中制药业成为了一个强大的产业。然而我认为在一个良好秩序的世界中医药发现是应该没有专利的，不应该从人的生与死之间谋取暴利。这句话代表了印度政府对仿制药的态度，也使欧美发达国家无话可说。
每当国外制药企业告发印度侵犯专利的时候印度则以生存权利予以回复：如果不允许进行仿制药的生产，那么难道就让看不起病的穷人等死？尽管欧美药企以及各自的国家政府是逐利的，然而谁也不敢公开说自己为了逐利可以草菅人命。如果欧美国家强迫印度关闭所有仿制药生产厂家，那么第二天印度媒体就会声称：由于欧美医药行业资本家的冷血导致了印度成千上万没钱吃药的人死亡。显然没任何人愿意背这个锅。
事实上印度回应对仿制药质疑的声音从来都是以维护老百姓的生存权利作为理由：印度政府曾多次以解决公共健康危机为由对仿制外国药企研发的药物这种行为实施强制许可。2012年3月印度政府给Natco制药公司颁布了首个药物专利强制需求证书：允许其生产德国拜耳公司治疗肾癌的专利抗癌药Nexavar（多吉美）。拜耳公司曾就此事提起过诉讼，但仍被印度政府”强制许可”。
印度专利局对此给出的理由是”拜耳药物太贵，普通民众消费不起”。2013年印度最高法院又驳回诺华新型抗癌药格列卫的专利请求。换句话说只要印度政府觉得你研发生产的药买贵了就可以授权印度药企直接仿制。欧美制药企业面对印度这种由政府出面耍流氓的行为也是无可奈何。这些欧美药企为不让印度药企强制仿制导致自己的研发成本打水漂有时只能被迫同意出售专利药特许使用权。
低价出售自己的专利药特许使用权对欧美药企在经济上当然是不划算的，可人家印度药企在政府的支持下可以一分钱不花就直接仿制，那么与其让人家强行仿制不如自己识趣点主动把专利使用权卖给印度药企。2014年美国药企吉利德就宣布在印度以1%的价格销售丙肝药物索菲布韦片，同时还向7家印度仿制药商转让了自己的生产技术。印度仿制药对国外药企确有侵犯专利之嫌。
可这些仿制药并不存在疗效、质量上的问题，所以在病人眼中就是真正可以救命的药。贯穿印度医疗发展的主导思想就是便宜：在印度看病的平均成本是在美国的65%~90%，有的手术费用甚至只是美国的10%。目前美国有40%的仿制药从印度进口。印度仿制药价格只有美国同类专利药的十分之一左右，可两者在效果却几乎不相上下。病人最先考虑的永远是药品的性价比而不是专利权。
印度仿制药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触动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欧美制药企业的奶酪，但远没达到动摇其和核心利益的地步：尽管欧美制药企业的药品在印度市场上被印度仿制药挤占了大量市场份额，但在国际上印度仿制药还达不到动摇欧美制药企业核心利益的地步——发达国家对药品的进口审核是极为严格的，这就把一部分印度仿制药挡在了其国境之外，即使印度仿制药出口到欧美发达国家也会因为关税而削弱其价格优势。
当然也确实有一部分相对质优价廉的印度仿制药进入了欧美市场。这些进入欧美市场的印度仿制药不仅达不到动摇欧美制药企业核心利益的地步，反而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社会底层人民解决看病问题的一种选择。欧美国家的资本家尽管是要逐利的，可这些国家也有大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这些人在买不起本国专利药的情况下同样也会购买印度仿制药。这对缓和欧美国家的国内社会矛盾是有好处的。
因此欧美国家对印度的仿制药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可印度对仿制药的政策真有那么好吗？其实只能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印度的仿制药对急需救命药的病人而言绝对是好的，因为印度仿制药的价被患者认为实惠、便宜、公道。病人永远不会关心这药最早是谁研发的，不会关心药物的专利技术权该归谁所有，病人只会关心药物的性价比。一种能治病救命且价格相对低廉的药在病人眼中就是好药。
可说到底印度药的好是建立在专利仿制的结果上。原研药都是投入巨大的研发才得到的专利，而仿制药则是被印度本国法律所允许的，所以印度的仿制药也被一些专利保护严格的国家称为印度法律允许的假药。印度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没费多大功夫的前提下就把别人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了。印度的老百姓之所以拥护仿制药政策是因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他们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可如果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学印度这么做会怎样呢？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再也不会有人愿意去研发新药了。这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病人只会关心药物的性价比，可药物的研发者却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要指望制药企业能良心发现为了病人的健康不计得失却研发新药是不切实际的。印度的仿制药政策解决了一部分穷人看病难的现实问题，但这是以牺牲国家医疗技术创新这一长远利益为代价的。
在印度宽松的政策下几乎所有药企都会选择做投入成本少的仿制药。这样就没任何人愿意花力气去研发新药了，因此印度的医疗技术也就很难得到发展。印度仿制药产业的发达与印度整体医疗水平的落后之间其实是有一定因果关系的。印度基于自身国情觉得应当优先解决眼前的现实问题，所以印度也就只能选择承受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其他国家自然也会基于自己的国情做出自己的选择。